這些，都歸祝、史們掌管。其中除大事記是后來史書的雛形外，其余所有的仍都沒有編成書，只能算檔案，或稱之為文獻。到春秋末戰(zhàn)國初，學術(shù)文化從祝、史手里解放出來，孔子以及戰(zhàn)國時的學者才把積累的檔案文獻編成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教材，作哲理化的講解。這些教材叫做“經(jīng)”，講解經(jīng)的記錄編寫后叫做“傳”或“說”，經(jīng)、傳、說以外的記載叫做“記”。

時代久遠，傳世孤罕的書籍，自然珍貴。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，反被視為珍貴版本，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。本來“珍”并不等于“善”，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，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。這就在實際上把“珍”、“善”合流了。彭令先生認為，從廣義的角度說，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，都應視為珍本；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，文物價值為基礎(chǔ)，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、年代、版本的基礎(chǔ)上得出的，藝術(shù)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。文物價值、文獻價值與藝術(shù)價值都高的古籍，無疑是善本；有時候，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，也應視為善本。

春秋末戰(zhàn)國時編定撰寫的經(jīng)、傳、說、記、諸子書等是古籍的上限。下限則一般劃到清代末年（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），廣義的下限是：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(nèi)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，例如舊體詩文集、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之類，一般仍可以劃入古籍范圍。

書者，述也，以文字記述事物者也，書之含義甚多，今人稱述書為書籍，為別于書法言也。書籍之肇始甚早，文字發(fā)明之后，即有書籍。不過，各代所用書寫之質(zhì)料，及其裝訂之形式，多有不同耳。從古至清，所有之書籍，以其形式可分為三期。由古至周末，為簡牘時期；由秦至唐，為卷軸時期；由宋至清，為線裝時期